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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中，方立天教授进一步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概括。他以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著述说明，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融和，产生了中国佛教哲学。

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认为只有印度佛教哲学，没有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学只是印度佛学的继续发展，不属于中国哲学的传统。

方教授认为这一观点只看到了中印佛教的联系，而未尝注意其差异。

在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的强力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在体用观念、心性理论、伦理学说、修持方法和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发生了偏离，乃至性质的变化，甚至与印度佛教教义完全相反，这在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等几个中国化的宗派上均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举凡这些异于印度佛教的部分，就构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独特内涵。

书中，方教授用近20万字的篇幅论述了中国佛教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心性思想，其主要成就是：

第一，对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宗派的心性思想都作了详尽分析，对最具中国气派的禅宗心性说的解析尤为细密，从而展现了中国佛教心性论的特色。

第二，建构了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哲学范畴网络，在心的方面，主要论述真心与妄心，心与意识，心与神，心与物，心与理，心与佛的关系；在性方面，着重讨论心性与法性，凡性与佛性，性净与性觉，性善与性恶，性有与性无，性本有与性始有，性的体、相、用，性与情、性与理、性具、性起等范畴及其关系。

第三，研究了佛教心性论与儒家、道家心性论的互动关系，进而提出心性论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主要契合点。

方教授认为从思想文化的旨趣上看，儒释道都是生命哲学，都强调人要在生命中进行向内磨砺、完善心性修养，这成为三教合流的前提和基础。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明显的差异，其融入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是心性。第四，归纳了中印佛教心性论的异同。两者的最大共同点是强调如来藏思想和佛性说，而提倡“平常心是道”、“本觉”说和返本归源修持方式则是中国心性论区别于印度的最大差异点。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堪称方立天教授的代表作。

著名学者黄心川认为，这本书总结了解放以后乃至近现代研究佛教义理的历史经验，从中国文化的宏观角度，探讨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佛学研究家汤用彤、吕澂、陈垣、任继愈等的优秀传统，“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和角度对中国佛教哲学做了全新的解释，堪称我国佛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

该书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从中梳理出中国佛教的重要哲学问题，勾勒中国佛教哲学体系，阐述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又与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中国固有的儒、道哲学思想进行比较，凸现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独具的异彩。

依据中国佛教哲学的实际，方教授从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和实践论等四个方面解析中国佛教哲学的内涵。

人生论是对人的构成、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生价值、人生理想等问题的综合探讨，结合中国佛教史的实际，方教授集中分析了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涅槃理论、佛的理念和净土观念。

心性论主要是对成佛根据的研究，是理解中国佛教哲学的核心环节。方教授在概述印度佛教心性说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佛教哲学心性论的范畴网络，依次阐述了南北朝时代的心性思潮、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的心性思想，又以特别巨大的篇幅阐述禅宗的心性论，包括慧能以前、慧能、慧能以后之菏泽宗、石头宗、洪州宗和临济宗，最后概括佛教与儒家、道家在心性思想上的互动，指出心性思想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根基。

宇宙论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和客观世界本质的研究，方教授进一步细分为结构论、现象论和本体论，总结了中国佛教哲学中不同时期不同宗派的宇宙观。

实践论探讨的是佛教解脱的途径和方法，方教授认为这是中国佛教哲学最富创造性的部分，暗合佛教戒、定、慧三学的理路，方教授从伦理实践、禅法修持和智慧修学等三个方面依次展开，重点分析佛教伦理实践的方式方法，直觉思维的内容和特点，语言观和真理观。

全书的结语则表达了作者对21世纪人类社会特点和基本矛盾的看法，浓缩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精神，进而提出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有关中国佛教哲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方立天教授都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体现出长期学术磨砺的功夫和高超的理论思维水准。例如，对于佛教哲学的核心范畴“空”，有很多说法，不易界定，方立天教授经过多年反复的体会与思考，将其概括为四个层次，即空性、空理、空境和空观，囊括了中国佛教学者在不同语境中对这一概念的多重理解。

又如，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因果报应是最早从国外传入，并产生广泛而巨大反响的宗教人生理论。

这一理论在给中国人巨大心灵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质疑，方著将自东汉至近代的怀疑综括为8类，这就是：

第一，人死气散，何处是地狱天宫？

第二，五情六欲，人心所常，不应有报应。

第三，一切都是自然的造化。

第四，命定或偶然。

第五，杀生不应受恶报。

第六，信佛并不得好报。

第七，善人早夭恶人长寿。

第八，不能证明灵魂的存在。

在探讨中国佛教学者对报应说的新论证时，方著又逻辑地解析为报应的根源、报应的方式、报应的主体、报应的性质等四个方面，庞芜繁杂的史料立刻了然分明。

在分析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论的特色时，方著又特别从宗教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角度，考察其复杂的社会作用，这就是平衡心理、道德导向和稳定社会，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社会科学理论背景。

再如，慧能的《坛经》是一部表面通俗但含义繁复的著作，对概念的使用灵活多变，方著在讨论其核心概念“自性”时，归结为五个方面，这就是清净性、真如性、智慧性、空寂性和含藏性，在论证“自性”的功能时，又分解为含容万法、观照万法、思量自化和生三身佛等四个层次。

这样精辟的概括总结，在方著中俯拾皆是。

专家评论说：“同以往国内涉及佛教哲学的著作相比较，方先生的论著无论是在思想的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论著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理论探讨的广泛与全面。论著研究的对象已经包括了所有中国佛教派别，但由于它是佛学观念的发展研究，讨论的是每一基本哲学范畴在佛教哲学大厦中的位置与相互联系，所以它不是一个个宗派的个别思想的再现，而是一个宗教的整体思想的凸现。

正是在这里，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佛教哲学体系的深刻领会、对名相概念及其各家说法的精到把握与娴熟传达的能力。”

基于以上成就，《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被誉为全面总结了百余年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成果，是20多年来最好的佛教研究著作之一。方立天教授也因这部著作而成为中国现代佛教与哲学研究史上的代表人物。

方立天先生还在其代表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结语中，分析了21世纪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和矛盾，概括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六大基本理念——缘起、因果、中道、平等、慈悲、解脱，最后指出中国佛教哲学对解决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所拥有的价值，这就是：

关注人与自我的矛盾，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协调人与人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

调适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

显然，这是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